中國的有獎攝影大賽，從曾毅手上開始

CYP中國青年攝影發展共同體顧委會主任｜龍緒明

當被人類叫作歷史的時光滑到公元的2016年，中國攝影大賽的設獎已經是一個無可非議又理所當然的事情。而且，有一些攝影組織非常精明的頭頭還把這種大獎作了演變去與官員合謀，讓攝影比賽的藝術獎項很不藝術地變成了一種利益輸送，那可是一條聽起來十分高雅而且又非常暢通的斂財渠道。

據說，就在剛剛過去的2015年最後一天，四川省的一家攝影協會，就敢在這種中國反腐已經形成高壓態勢的情況下頂風作案，用評獎這種“雅賄”之名把利益輸送給了三個主辦單位的三位官員，讓他們在一場比賽中一共得到了19個獎項，乖乖！！！

讓犯案者們鬱悶的是，這件事被有“正能量”的中國媒體鋪天蓋地地“顯影”了出來。還據說，各級的管事機構已經介入。這可是用了70萬元人民幣辦的一個縣級攝影賽事，而且其中動用了那個縣的財政資金就高達50萬元啦！事件發生地在中國四川省的小金縣。把推動社會發展的攝影大賽轉化成利益輸送，那個“評獎協會”的“戲法”變得還是真有一點水平。

其實，中國攝影大賽的設獎來得實在不容易。上個世紀要不是中國有了青年攝影家協會這樣的熱血團體出現，要不是有了那個具有年青心理創造的領軍人物曾毅出來，有獎這種形式的現身還不知道會拖到猴年馬月呢？！在我的記憶裏，先前中國攝影的評獎一律都是一紙證書，對獲獎者點到爲止。

一個名叫“國際和平年全國青年攝影大獎賽”的有獎大賽是時爲山東省青年攝影家協會主席曾毅帶着他的“攝影青年”團隊向社會求來的20多萬元，裏面沒有分文的財政撥款。在八、九十年代，那20多萬元的真金白銀重量是十分可觀的。有個叫於海波的攝影人幸運的撞上了這場中國攝影的第一場大獎，而且，這個事件也會在不是哪一家協會的中國攝影發展史上，無可爭議地具有劃時代意義。

曾毅十分推崇的梁漱溟先生哲學思想據說有八重境界，1、形成主見，2、發現不能解釋的事情，3、融會貫通，4、知不足，5、以簡御繁，6、運用自如，7、一覽衆山小，8、通透。

我想，在歷史發展的那個時間段，我們現在CPL的執行主席曾毅對“創造”二字的哲學理解就已經是十分通透的了。

時至今日，大獎賽由於自身方式具有特殊的社會傳播和促進功能，已爲中國各級政府和相關單位認同，就連廣西那個小小的欽州，前年到去年不就舉辦了一場由主席本人設入百萬元大獎的攝影大賽麼？可惜，這個結果我還沒有看到。

通過電影和電視的這種手段推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名角和名人。現在人們開始注意到編劇、導演和出品人的功能。因爲，要是沒有一個好本子，沒有一個好導演，沒有一個能聚集財力的出品人，能夠出現真正意義上的當代“影帝”和“影后”麼？！

一場有利益輸送和沒有利益輸送的藝術大獎賽，它的第一責任人就是那場大獎賽的“編劇、導演和出品人”。不過，能在中國破天荒地推出了第一場有獎攝影大賽的第一責任人，編劇、導演又兼着出品人的曾毅我們倒是應該給他一個“追授獎”，以鼓勵和贊同他的這種創造。而在四川省小金縣那個把大獎變成“雅賄”的攝影組織者儘管還只是一個當着“導演”的責任人、社會就應該去對他進行“問責”和“追責”，否則，當下的中國又怎麼能被叫做反腐的高壓態勢已經形成了呢？！

曾毅是一個低調行事的人，好多年了，他做的太多事都鮮爲人知，讓太多的受益者都無法向他“感恩”。我說現今在李樹峯手上運作得非常好的那本《中國攝影家》雜誌曾毅也是“挖井人”，你信麼？我說中國青年攝影的第一份報紙《青年攝影家》也是曾毅創辦的，你又信麼？而且，曾毅那份報紙比我們《攝影報》辦得還早，就是這個大手筆的主席，有意無意地把無償辦報三十年這項“世界紀錄”讓給了四川人。還有能真正聚集到30多個國家和地區代表隊參加的“濟南國際攝影周”，說不完了……

攝影術在這個地球上的出現已經有170多年，這當然只是西方人的說法。如果按照曾子的後代曾毅全力推廣的“小孔成像”說，那墨子幹這件事就已經是好幾千年的事了。從東方到西方，攝影團體的出現都有不太短的歷史，特別是東方的中國攝影態勢已從“專家層面”切換到了“全民攝影”，就連顯影定形那一套頗爲深奧的技術也被大衆棄之不用，相機也從膠片變成了數碼，甚至於現在連手機都能攝影……

但是，攝影組織行爲好像並不願意與時俱進，那一整套組織行爲說白了“骨子”裏還保守着西方和東方老祖宗們的行徑，好多年積貯下來的惡性腫瘤“潛規則”盛行圈內。沒有任何建樹的“主席”對自己到底要“主”什麼樣的“席”完全不得而知，社會像曾毅這樣敢於擔當，致力創造和創新的主席實在是太少太少，只想當什麼，不想做什麼和做不了什麼的人卻比比皆是。

從當主席、善主席和敢主席這個問題上，我們似乎從曾毅身上就可以看到。一個精明的頭腦和善良的心靈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完美組合。其實，人活着，就是爲了要改變世界，這可是西方那個賣“蘋果”的人叫喬布斯說的。

蟪蛄不知春秋，庸人想不到天才的稟賦和學識。面對特別有意義又能惠及後人的攝影行爲。後世和當代的人們都會很容易產生出這樣的想法，這真是他想出來和做出來的嗎？他怎麼可以想得到又做得出這樣偉大的“作品”來呢？

一個人，可能是超一流的攝影家、組織者和策劃人，但他不一定是真正意義上多才多藝融會貫通又出神入化的才子。中國攝影圈有個叫陳小波的女性說，真正的攝影人中國不上五個。我說，像有曾毅這樣的才情型組織大家，在有10多億人的中國和70億人的地球上，你再去找兩三個出來比比？！

我常常想，一種新的攝影組織出現，一定要有新的行爲和新的作用，否則，一味變身複印機去重複這種形式又有什麼意義呢？！曾毅扛起了山東省青年攝影家協會的那杆大旗，很快就開天闢地地爲攝影開始了大賽有獎的公平競爭。爲中國青年攝影的各級主席們帶了一個好頭。因此，纔會有後來四川省青年攝影家協會一口氣拿下三項“世界紀錄”，海南省青年攝影家協會推出了有二十多個省級青年攝影家協會參加的“中國青年團體攝影大賽”，他們通過這場大賽又刷新了一種創新中國攝影的組織行爲……

當然，接下來的CPL城市攝影聯盟和CYP中國青年攝影發展共同體合力推出的當代攝影文化遺產“手印牆”、“論道塔”、“龍石陣”和“廉山”，連續推出的攝影文化產業“好攝酒”、“好攝茶”、“美攝玉”、“美攝茶”、“美攝果”、“美攝酒”等等等等。不僅刷新了中國，而且刷新了整個世界攝影組織的社會服務功能。因爲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全民攝影的新時代，攝影早就不能再在自己的小圈子裏小打小鬧和自娛自樂了，組織和個人都要拿“世界紀錄”的創造出來說話，更加要旗幟鮮明地立明規矩，去破那個潛規則，這個地球上的攝影圈空氣纔有可能清新透明。

我以爲，像曾毅這樣組織者都具有一個大的行爲格局，他們考慮的問題往往能夠超越個人、家庭和組織的小圈子利益。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我並不是說這些人不會犯錯，但即便他們真的有錯，社會仍然會普遍認同他們。原因只有一個，他們的所爲都是爲了整個社會的推進。

有強力“人定勝天”意志的梁漱溟老先生，一生堅持理想並努力去實現自己的理想。1941年的10月10日，他在香港創辦了《光明報》，宣告民盟的成立。三個月後香港淪陷，他只得急乘漁船偷渡澳門輾轉返國。途中，日機的頂上盤旋和軍艦追蹤，風高浪急讓小船劇烈顛簸，可真是算一場他的生死大逃亡。回國後，他給兩個小兒子寫信說：“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爲之變色，歷史將爲之改轍。”然而，當這封信的內容被傳了出去之後，立即引起了太多人非議，這些人認爲他實在太爲狂妄，要不然就是瘋了，這就是人們通常用的那句評語“大家說的”。

梁對社會的回答極爲簡單：“狂則有之，瘋則未也。”不過，梁的這種強力自信在曾毅身上卻似乎還少了一些。

還是拿《中國攝影家》這本雜誌出來說事，這是曾毅好多年一再打招呼要我不要再提及之事。但我不是曾毅，沒有曾子那種家傳“忍”術。我們《攝影報》堅守三十年難道就僅僅只爲了那個“無償贈閱”的世界紀錄麼？當然不是，李大釗不就有那麼一句“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至理名言麼？！如果在潛規則盛行的當下一些非正能量的敏感話題圈內媒體都要同聲噤口的話，那我們就只能單打獨鬥去拼命直言了，比如《攝影報》和《城市攝影》就先後用兩個整版刊出河南的秦玉海事，又用兩個整版刊出內蒙那場特別的拍馬事，再用兩個整版刊出了三位領導就得獎19個的四川攝影囧事……

立明規矩，破潛規則這本身就是攝影媒體應該擔當的社會責任嘛！

2016年的大年初一，我在畫《大年初一的加班人》時，同時用了不少的時間再次研讀了2009年第一期那本剛滿20歲的《中國攝影家》，這本雜誌了不得。僅那個據說是非常權威的中國中國攝影家協會，臺上和臺下競爭又都十分激烈的副主席“職位”，這本雜誌竟然先後就佔了兩名。本人實在是孤陋寡聞，印象中我們的曾毅主席好像也是這家雜誌的最重要“主編”之一，但這樣的好事好像都沒有他的份。擺在我面前的1988年12月《中國攝影家》雜誌創刊號上赫然寫有他當着什麼的大名。這就奇怪了，20年後那本雜誌刊出自己的“幹部序列”時，什麼年代的執行主編高建生、副主編劉偉、張謙等等都在位，唯獨就少了這個“挖井人”？！我仔細看了呂厚民的“風光無限正當時”，朱憲民的“回首創業艱難路”，上面竟然都沒有半個字提到曾毅？？？我想，這恐怕就是當代研究中國攝影發展的專家們需要去認真探討的課題……弄清家底。這個要弄明白的問題似乎也是憑藉這本雜誌當上中國攝影家協會副主席的頭頭李樹峯該做的事情。什麼叫誠信，這就是。何況，他“常務”着的這本雜誌還推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欄目，叫做什麼個人攝影史？！我想，好些東西還是明規矩更要好一些！

另外，就曾毅來說，既然自己目前已經練到了“通透”，就應該已經到了無所謂別人指責自己是瘋是狂的境界纔對了！

梁漱溟的自我總結說：“我不單純是思想家，我是一個實踐者，我是一個要拼命乾的人。”曾毅應該明白在自己的拼命裏，就有梁老先生身上的那種深信實踐的自負和那種硬骨頭裏的鈣質。這種鈣質恰恰正是當下流失嚴重的中國人脊樑中最需要的東西。

做了三十多年一分錢也掙不了的《攝影報》總編，讓我養成了一種路見不平就想要乾點什麼的“惡習”。一件事情弄清楚了，手中有了證據就總想說話。好多年前，我給中國攝影界內那位“西太后”生前一手提拔起來的人寫過一封信，叫那個人不要忘了“受人滴水之恩，必當湧泉相報”的古訓。有一說一地讓爲攝影拼打一生的老人死能瞑目。否則，我就把那封信公之於衆。可是，這個看似“衝動”的行爲終於被老太太的善心三番五次地壓了下去，除了當時還當着南京市文聯副主席和祕書長、現在是我們CPL的祕書長趙瀏蘭外，終於沒有讓世人知曉此事。現在想起來十分遺憾。所以，這次儘管曾子再三要求，我也堅持不失爲人道義，一定要把它吐露出來。何況，文責自負，文章本身的說法又與曾毅無涉。

其實，五年前當我在挺身而出去擔當那個“千萬元重獎大PK”的標靶時，就是自己選擇了一個興許要招致“萬炮齊轟”的角色。我等着那種鋪天蓋地對我的大批判到來。但這麼多年過去了，這種責難行爲完成公開的卻一個也沒有。我想，要站出來批評也很難，畢竟那十項可量化的完成公益標準明擺着，八幅開宗立派的“實名山水”只有“三個理由”就要賣3000萬也明寫着。與其說東說西，倒不如用你自己的行爲去勝過“標靶”，把那擺着的1000萬元和八幅畫拿走，這個結果才叫快哉！當然，這就是我對社會惡習的“倒逼法”，是騾子是馬你先拉出來溜溜。看來，藝術家們都聰明得很，沒人來出這個頭。我調侃自己做人太失敗，已經活了七十年，在這個70億人的世界至今都還沒有爭取到有三分之一的人來罵我嘞！因此，既然人是得罪不完的，我又怕它則甚？！況且自己真的只有兩三萬天的時間。

2月10號，大年初三，我畫了一張一位白髮老人在等什麼的畫，作品定名就叫做《等》。等什麼，我不說。人生就只有兩三萬天的時間，你用這兩三萬天做了什麼，自己的良心特定都會幫你真實地紀錄在案，不是說“人在做，天在看”麼？今年的中國中央電視臺著名的“春晚”沒讓六小齡童上，是六小齡童的無能麼？！沒有“當上”院士的屠呦呦，就真能說明那個女性的無知麼？！還是電視劇“劉羅鍋”中那句話說得實在，人們心中真的都有一杆秤。

花了幾天時間，找了好久的《中國攝影家》創刊號，終於從我那離牀已經不到87公分的堆書處中鑽了出來，上面還有篇《真誠論》，在它封面背後赫然印着主編朱憲民和曾毅。（特別提示：不是副主編！）

好生奇怪？這種讓“挖井人”徹底“消失”的內幕恐怕還算不上是國家機密吧。把它弄清楚，乘着好多人都還健在，切不要讓它成爲中國攝影發展史上的又一樁懸案。

公元2016年2月1日，最先提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中國人袁庚謝世。在已經有70億人的這個地球上，最多也只能存活兩、三萬天時間的人要想創造出一項世界紀錄來就非常地不容易，即使這項紀錄還不是世界第一，只是一個國家的第一，但很多東西我們必須先期把它紀錄下來，不管用任何方式。我用“文字紀實功能”把中國的有獎攝影大賽是從曾毅這個人手上開始的史實明白的告訴世人，是爲後來中國還會有很多有獎的攝影大賽參與者、獲獎者通過大賽獲得的鼓勵、讚賞和或者成爲大腕的人找一個可以從心底感恩的 “實體”。當然，這裏面無需包括四川那個攝影組織評獎者和搞利益交換的獲獎人。讓當年的創造成爲現今蛀蟲們的發財手段，恐怕、這也是曾毅本人萬萬始料不及的事情……

2016年2月16日完稿於鐵甲堂上，時年剛剛七十。